中国政府网日前公布《关于加强道路交通安全工作的意见》，决定研究推动将客货运车辆严重超速、超员、超限超载等行为列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行为，追究驾驶人刑事责任。

　　《意见》指出，将严厉整治道路交通违法行为。加强公路巡逻管控，加大客运、旅游包车、危险品运输车等重点车辆检查力度，严厉打击和整治超速超员超载、疲劳驾驶、酒后驾驶、吸毒后驾驶、货车违法占道行驶、不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，严禁三轮汽车、低速货车和拖拉机违法载人。依法加强校车安全管理，保障乘坐校车学生安全。健全和完善治理车辆超限超载工作长效机制。

　　《意见》要求制定客货运车辆和驾驶人严重交通违法行为有奖举报办法，并将车辆动态监控系统记录的交通违法信息作为执法依据，定期进行检查，依法严格处罚。大力推进文明交通示范公路创建活动，加强城市道路通行秩序整治，规范机动车通行和停放，严格非机动车、行人交通管理。

 

　　与此同时，《意见》还指出各地应建立客货运驾驶人从业信息、交通违法信息、交通事故信息共享机制，加快推进信息查询平台建设，设立驾驶人“黑名单”信息库。

　　这对于解决当前客货运车辆“三超”严重及各种执法手段“治标不治本”的现实，其威慑力自不待言。

　　然而，对于客货运车辆严重超速、超员、超限超载的“三超”行为，究竟有无必要入刑？人们看法不一致。

　　网友 “二念执着”认为， “三超”入刑不可操之过急，可以在公开的舆论平台上进行反复和深入的讨论，以完善 “如何入刑”的具体方案。

　　而网友 “东思雨”则担心 “三超”入刑变为公路乱收费的权力工具。

　　律师李晓茂、秦建铭对“三超”入刑也从各自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。也许，这些观点对完善“三超”入刑，防止因此出现新问题，有一定的积极意义。

 

　　李晓茂认为，与公车、私车等非营运车辆相比，从事客货运营运的车辆与公共安全的联系更加紧密。但现实中，恰恰是这些营运车辆容易为了牟利，从而做出严重超速、超员、超限超载等行为，给道路交通安全造成巨大的隐患。

　　因此，研究推动将客货运车辆严重超速、超员、超限超载等行为列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行为，追究驾驶人刑事责任是非常有必要的。

　　事实上，即使依据目前刑法的相关规定，上述行为同样有可能涉嫌构成“过失以其它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”，甚至是“以其它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”。

　　通常来说，驾车发生交通事故导致严重后果，涉嫌的罪名是“交通肇事罪”，但在一些特殊情形下，驾驶人明知自己具有严重醉酒、所驾车辆严重超速、超员、超限超载等情形，却依然驾车行驶在公共道路上，最终酿成事故。

　　那么在上述情况下，驾驶人已经涉嫌 “过失以其它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”。

　　但是更常见的情况是，客货运车辆存在严重超速、超员、超限超载等行为，但尚未酿成事故或者造成严重伤亡的损害后果，根据目前的法律规定，就只属于违法行为，尚未构成犯罪。

　　换句话说，即使明知这样的车辆是事故的重大隐患、可能危害公共安全，但由于 “法无规定不为罪”，只能以违反 《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等行政法规为由，对其处以行政处罚。

　　而现实的情况恰恰是，很多地方对上述行为往往“以罚代管”，只要缴纳罚款，就能继续超速、超员、超限超载。其结果就是：肥了少数人的口袋，危害了多数人的安全。

　　因此，李晓茂认为对上述 “三超”行为有必要比照“醉驾”来入刑，即只要达到法律规定的严重超速、超员、超限超载标准，无论是否发生后果都要追究刑事责任。

　　从 “醉驾入刑”实施后的效果来看，的确是十分“立竿见影”的。其结果就是，酒后开车的人越来越少，相关事故也呈减少之势，公众在道路上的安全感有了提高。

　　当然，对于严重超速、超员、超限超载的客观标准，要反复研究，一旦标准确定，执法的随意性应受到最大程度的限制。

　　李晓茂律师说，对 “三超”入刑，他认为和当初 “醉驾入刑”一样，是十分有必要的。

 

　　秦建铭律师认为，所谓 “三超”——超速、超员、超限超载，是客货运车辆为了追求利润而最常发生的违法行为。“三超”背后的原因非常复杂，“三超”本身的法律后果和危害程度也并不相同，因此对“三超”入刑问题，不宜一刀切。

　　从行为的危害来看，超速显然是最严重的，它也是超员、超速超载引发危害的根源所在。因此对严重超速行为，的确有必要入刑。

　　事实上，随着“醉驾入刑”，“飙车”也已入刑。问题在于，目前刑法将“飙车”限定于“追逐竞驶”，即“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，情节恶劣的，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，处拘役，并处罚金”。

　　秦建铭律师说，这样的限定是值得商榷的。所谓飙车，其本质就是一种严重超速。至于是单独驾车严重超速，还是“追逐竞驶”严重超速，没有本质差别，在一般人的理解上也同样都是“飙车”。

　　可能立法者认为，“追逐竞驶”是引发危险的因素。但事实上，这样的认定缺乏依据，也给司法认定带来了难题。以至于“醉驾”与“飙车”同时入刑，前者的立法效果非常好，相关案例也很多，而后者却被“束之高阁”。各地“飙车”现象并无任何收敛，法律却依旧无可奈何。

　　因此，对“飙车”行为追究刑责，仍应回归其严重超速的本质，以客观标准作为衡量罪与非罪的尺度。

　　而对于从事客货运营运车辆的驾驶人严重超速的，完全可以适用飙车的相关规定，同时明确规定从重乃至加重处罚。

　　至于超员和超限超载问题，其背后的原因就要复杂得多。是否有可能一概“入刑”，秦律师表示他个人有异义。

　　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城市里的公共汽车，每辆车也是有限定载运人数的，但由于需求巨大、运力不足，高峰时间常常挤得满满当当。如果要追究驾驶人“超员”的刑事责任，显然不现实。

　　另外，许多营运车辆的驾驶人并非车辆的所有人，也不是企业的所有人。超员、超限超载并非他们的意愿，而是老板的授意。在此情况下，只追究驾驶人刑事责任显然有点不公平，但要追究授意人的刑责又面临依据、证据等多方面的困难。

　　客货运车辆 “三超”的危害性的确不容小觑，相关部门也的确应该花大力气加以整治。但是否有必要一刀切式地“入刑”，仍有必要进行充分的研究和论证，而不应操之过急。